八七一章 君子如“羽”
吃过晚饭,苏虞兮先告了辞,苏巍澜看着这个堂妹如皎月般的背影若有所思,本来是想说服她帮助自己,重新回到“偶像计划”的,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她说服,股票下跌是正常现象,非他之过,也只能苦笑两下。
柳花茗从窗户里看见苏虞兮走远,忍不住问道:“你妹妹说的那只股票能买吗?”
苏巍澜“呵呵”一笑,颇为自豪的说道:“放心买吧,真要亏了,我赔双倍给你........”
柳花茗挽着苏巍澜的手,语气甜蜜的说道:“我才不要你赔呢.......真要亏了,你连续陪我两个晚上,我就满足了.......”越是在有钱人面前你就越要表现的不在乎钱,越是在有权势的人面前,你就越要表现的不畏惧权势,这是柳花茗混迹尚海上流社会一段时间的总结,不能不说她还是很有称为交际花的潜质的。
而苏虞兮在回去的路上,在考虑的是如何加速华夏唱片业的死亡,可以说程晓羽的突然崛起强行替华夏唱片制造了一个高潮,也为华夏唱片业的衰败至少延续了两三年的时间,可以苟延残喘一下。
如果剥开程晓羽一个人创造的销售数据(毒药+偶像计划+罪恶王冠),其实华夏唱片的实体销量已经比曾经的顶峰2007年的销量,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六。
只是唱片业内部的人士并没有意识到辉煌已成过往,唱片已经马上就要被网络挤压到了历史的墙角,光看大数据唱片业似乎没有任何问题,但经过程晓羽的提示,苏虞兮才通过触目惊心的数字发现“唱片”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时代宠儿已经在慢慢的走向迟暮,甚至步向了死亡的命运之路。
唱片业作为“舶来品”早年在华夏并没有形成规模,起初还只是在华夏录音,在国外制作完成唱片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,随着唱片在国内的普及,逐渐形成了“新索”、“胜利”、“大中华”三大唱片厂牌以及十几家小型唱片公司的体系。
1979年,太平洋影音公司正式成立,标志着我国唱片业进入音像时代,经过不过短短十多年发展,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、数百家复制生产厂家、10余万家销售商平地而起。这时候新索唱片公司、橙天唱片公司、上河唱片公司等新崛起的唱片公司相继在华夏做得风生水起,华夏的唱片业开始腾飞。
但时至今日,音像出版单位不增反减,cd生产厂家也只剩下了十多家比较大型的厂家,销售商更是只剩下了少数大型连锁店,当然这是商业趋势。
可华夏无人注意,就在今年年初,经历了二十年的运营,美国最大的音像连锁商店,千禧音乐(millenniummusic)正式对外宣布,不仅要裁员,还要关闭三分之二门店,将主要销售阵地转移网络上面,并计划持续减少门店数量。
而曾经随处可见的华夏的私人音像店,具数据显示也在缩减,但私人音像店只占华夏音像店的一小部分,因此并不具备参考意义,而国有的大型连锁音像店,他们暂时还亏的起........
苏虞兮从美国音像行业的逐步衰退,已经看到了程晓羽所预计的唱片业的未来,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,首先她要做的就是把新发的这张“偶像计划”的专辑销量打到历史最低点..........
苏虞兮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,却也没有忽略她最在乎的问题,程晓羽在监狱里,实际上是脱离了她的掌握的,当然她不是没有想过,但如今媒体如此发达,加上程晓羽又是重点关照对象,并且许沁柠还在东京,她自然不怕程晓羽又会神秘消失。
而此刻伊集院静美也展开了自己的营救计划,当所有人都在想着走法律途径解决程晓羽的问题的时候,许沁柠想到的是保外就医,并打了电话给伊集院静美,问有没有办法,多少钱不是问题,伊集院静美只是叫许沁柠别急,她作为一个准霓虹皇族,想的却是另外一条路,通过舆论来推动天皇发布“特赦令”。
根据《霓虹宪法》第一十六条,天皇有权大赦、特赦以及减刑,但光凭借她做说客分量不够,必须有民意支持。
前些日子关于程晓羽纪录片的播放给他赢得了不少口碑,但这远远不够,此时还要把程晓羽在法庭上营造的死不悔改的负面形象扭转过来,让他成为一个英雄才行。
伊集院静美心中早有腹稿,说起来她欣赏的就是程晓羽这种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精神,这种精神也是霓虹贵族和武士道一直所推崇的精神。
伊集院静美找关系在霓虹风气最自由的《朝日新闻》上发表了一篇名叫《君子如‘羽’》的文章,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最红的板块《新闻视点》,又因为是准太子妃写的,因此引发了霓虹民众对程晓羽的“玉碎”精神的大规模讨论。
文中写道:“去年十月份,我第一次见到了晓羽君,很多人费解他为什么会来到霓虹,我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,于是苦苦纠缠了数个月,花了无数心思,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专访,前些天他的案子尘埃落定,无论在华夏还是霓虹,对于判决都各持一词,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判决是否公正,我只想说说我心中的程晓羽,和他所秉承的“玉碎精神”。
在过去的这段时间,程晓羽的官司早已通过互联网传遍了世界。但令人奇怪的是,与去年主流媒体的“骂声如潮”相比,今年判决前后媒体的反应却是出奇地‘平静’,众人只在意他该不该被判刑,然而在网上在报纸,没有人讨论程晓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,而无论在报纸还是网络,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。
一是,因为这场官司时间拖得太久,原来喜欢批判程晓羽的“右派”,骂人的激情已冷。
二是,因为大多数人对程晓羽根本不懂。不仅那些逢华夏必反的“右派”看不懂,就连我身边的大多数普通看客也是一头雾水,他们不懂程晓羽到底在坚持什么,他为什么死不认错。
在大多数人心里,如果程晓羽诚恳地道个歉,说几句漂亮的场面话,那么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――记住教训,放弃仇恨,得到人民和法律的宽恕,程晓羽依旧还是个好“同志”。
但以我个人对程晓羽的了解,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。他可以说遗憾,能够说反省,却不会认为自己错了,他在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正义!
其实这样的程晓羽正符合我们霓虹人的审美,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“纠结的玉碎精神”。
鲁思-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一书中说:在美国人看来,霓虹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“反战电影”。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,还是“七七事变”,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,鏖战的困苦,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“万岁冲锋”……一家三代,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,他们成了瘸子、瞎子、残废人……
但这却叫我啼笑皆非,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“反战”,而我们自己看到的却是“英雄主义”。我们对英雄的定义与美国和华夏截然不同。
华夏人评伦英雄,首先要看他在“政治上是否正确”。孟子说: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华夏开国元首说:死有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……就比鸿毛还轻。
在华夏人看来,一个人立场错了,还十分拼命,那就不是英雄,而是“倒行逆施”,因此程晓羽的行为在华夏人看来有些愚蠢,华夏人讲究的是“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”,讲究的是“瓦全”,但程晓羽偏偏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华夏人,他的思维具有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,也有华夏人的“牺牲小我,完成大我”。
而这样的精神最符合我们霓虹人的英雄观,我们霓虹人一直都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,而在于他是否“努力”。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“小情义”和“大情义”的矛盾之中,最后他舍却“小情”,成全“大义”,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。
……
在我们霓虹人看来,经历了“痛苦的纠结”,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,坚持了自我,这样的人就是英雄。没有“痛苦的纠纷”就没有戏剧性,没有“尽到自己的本分”就算不上是英雄。
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,作品会把这种“痛苦”搞到在外人看来“极其变态”的地步。民族史诗《四十七浪人》中,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,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,筹集经费;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,竟要杀掉亲妹妹;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;有的为了刺探情报,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……
在《四十七浪人》的故事里,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。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,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。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,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。我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“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”。
鲁思-本尼迪克特说:霓虹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……
近代以来,我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,我们常常选择“诚”。
而程晓羽这样的行为,无论哪一点都做到了,他从华夏来到霓虹么就是“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”,他在法庭上的坚定,正是对自己,对他人,对法律的“诚”,他的坚持是纠结中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我们在来看看《地狱十日谈》中程晓羽的表现,当之无愧的“英雄”!
活下去!这是一个纠结了霓虹几千年的难题。
我们霓虹是一个被火山、地震、海啸、战争、贫穷、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。“生存危机”像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,一方面让我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。
“活下去”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,甚至“活下去”都成为了我们的偏执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和征服印度的计划,但目的确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,这就是典型的霓虹思维。
实际上一度“活下去”已经成为当时霓虹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。
为了“活下去”,我们可以策划阴谋,编造谎言,突然袭击,出尔反尔。为了“活下去”,在战败之后我们可以委屈求全,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“特殊慰安设施协会”,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霓虹妇女为美军提供*******曾有人调侃说:如果有一天霓虹要征服火星,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。
而如今,我们却在责怪一个为了让自己妹妹“活下去”的程晓羽,不择手段!
这是多么的可笑。
最后,用一句电影中的话来结尾:“活下去的人该做的,就是不要辜负那些死去的人。把故事继续下去。”
虽然我们没有程晓羽这样特殊的经历,但在每个时代,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。大家把各自的故事埋在心底,当做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活着,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,那些从地震、海啸中幸存下来的,都有属于自己的别样经历。
我们无法审判在绝望的环境中人的所做作为,但是程晓羽是高尚的,分食物给他人,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电梯井,自己一个人抗下了杀人的恶名,而这些人还是穷凶极恶,威胁他们生存,杀害他救命恩人的仇人........现在你扪心自问,他错了吗?
程晓羽当然没错,他只是一块被霓虹法律打碎了的“玉”。
(特此声明,此文无关政治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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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巍澜“呵呵”一笑,颇为自豪的说道:“放心买吧,真要亏了,我赔双倍给你........”
柳花茗挽着苏巍澜的手,语气甜蜜的说道:“我才不要你赔呢.......真要亏了,你连续陪我两个晚上,我就满足了.......”越是在有钱人面前你就越要表现的不在乎钱,越是在有权势的人面前,你就越要表现的不畏惧权势,这是柳花茗混迹尚海上流社会一段时间的总结,不能不说她还是很有称为交际花的潜质的。
而苏虞兮在回去的路上,在考虑的是如何加速华夏唱片业的死亡,可以说程晓羽的突然崛起强行替华夏唱片制造了一个高潮,也为华夏唱片业的衰败至少延续了两三年的时间,可以苟延残喘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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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唱片业内部的人士并没有意识到辉煌已成过往,唱片已经马上就要被网络挤压到了历史的墙角,光看大数据唱片业似乎没有任何问题,但经过程晓羽的提示,苏虞兮才通过触目惊心的数字发现“唱片”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时代宠儿已经在慢慢的走向迟暮,甚至步向了死亡的命运之路。
唱片业作为“舶来品”早年在华夏并没有形成规模,起初还只是在华夏录音,在国外制作完成唱片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,随着唱片在国内的普及,逐渐形成了“新索”、“胜利”、“大中华”三大唱片厂牌以及十几家小型唱片公司的体系。
1979年,太平洋影音公司正式成立,标志着我国唱片业进入音像时代,经过不过短短十多年发展,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、数百家复制生产厂家、10余万家销售商平地而起。这时候新索唱片公司、橙天唱片公司、上河唱片公司等新崛起的唱片公司相继在华夏做得风生水起,华夏的唱片业开始腾飞。
但时至今日,音像出版单位不增反减,cd生产厂家也只剩下了十多家比较大型的厂家,销售商更是只剩下了少数大型连锁店,当然这是商业趋势。
可华夏无人注意,就在今年年初,经历了二十年的运营,美国最大的音像连锁商店,千禧音乐(millenniummusic)正式对外宣布,不仅要裁员,还要关闭三分之二门店,将主要销售阵地转移网络上面,并计划持续减少门店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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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虞兮从美国音像行业的逐步衰退,已经看到了程晓羽所预计的唱片业的未来,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,首先她要做的就是把新发的这张“偶像计划”的专辑销量打到历史最低点..........
苏虞兮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,却也没有忽略她最在乎的问题,程晓羽在监狱里,实际上是脱离了她的掌握的,当然她不是没有想过,但如今媒体如此发达,加上程晓羽又是重点关照对象,并且许沁柠还在东京,她自然不怕程晓羽又会神秘消失。
而此刻伊集院静美也展开了自己的营救计划,当所有人都在想着走法律途径解决程晓羽的问题的时候,许沁柠想到的是保外就医,并打了电话给伊集院静美,问有没有办法,多少钱不是问题,伊集院静美只是叫许沁柠别急,她作为一个准霓虹皇族,想的却是另外一条路,通过舆论来推动天皇发布“特赦令”。
根据《霓虹宪法》第一十六条,天皇有权大赦、特赦以及减刑,但光凭借她做说客分量不够,必须有民意支持。
前些日子关于程晓羽纪录片的播放给他赢得了不少口碑,但这远远不够,此时还要把程晓羽在法庭上营造的死不悔改的负面形象扭转过来,让他成为一个英雄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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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中写道:“去年十月份,我第一次见到了晓羽君,很多人费解他为什么会来到霓虹,我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,于是苦苦纠缠了数个月,花了无数心思,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专访,前些天他的案子尘埃落定,无论在华夏还是霓虹,对于判决都各持一词,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判决是否公正,我只想说说我心中的程晓羽,和他所秉承的“玉碎精神”。
在过去的这段时间,程晓羽的官司早已通过互联网传遍了世界。但令人奇怪的是,与去年主流媒体的“骂声如潮”相比,今年判决前后媒体的反应却是出奇地‘平静’,众人只在意他该不该被判刑,然而在网上在报纸,没有人讨论程晓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,而无论在报纸还是网络,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。
一是,因为这场官司时间拖得太久,原来喜欢批判程晓羽的“右派”,骂人的激情已冷。
二是,因为大多数人对程晓羽根本不懂。不仅那些逢华夏必反的“右派”看不懂,就连我身边的大多数普通看客也是一头雾水,他们不懂程晓羽到底在坚持什么,他为什么死不认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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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我个人对程晓羽的了解,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。他可以说遗憾,能够说反省,却不会认为自己错了,他在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正义!
其实这样的程晓羽正符合我们霓虹人的审美,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“纠结的玉碎精神”。
鲁思-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一书中说:在美国人看来,霓虹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“反战电影”。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,还是“七七事变”,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,鏖战的困苦,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“万岁冲锋”……一家三代,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,他们成了瘸子、瞎子、残废人……
但这却叫我啼笑皆非,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“反战”,而我们自己看到的却是“英雄主义”。我们对英雄的定义与美国和华夏截然不同。
华夏人评伦英雄,首先要看他在“政治上是否正确”。孟子说: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华夏开国元首说:死有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……就比鸿毛还轻。
在华夏人看来,一个人立场错了,还十分拼命,那就不是英雄,而是“倒行逆施”,因此程晓羽的行为在华夏人看来有些愚蠢,华夏人讲究的是“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”,讲究的是“瓦全”,但程晓羽偏偏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华夏人,他的思维具有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,也有华夏人的“牺牲小我,完成大我”。
而这样的精神最符合我们霓虹人的英雄观,我们霓虹人一直都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,而在于他是否“努力”。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“小情义”和“大情义”的矛盾之中,最后他舍却“小情”,成全“大义”,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。
……
在我们霓虹人看来,经历了“痛苦的纠结”,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,坚持了自我,这样的人就是英雄。没有“痛苦的纠纷”就没有戏剧性,没有“尽到自己的本分”就算不上是英雄。
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,作品会把这种“痛苦”搞到在外人看来“极其变态”的地步。民族史诗《四十七浪人》中,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,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,筹集经费;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,竟要杀掉亲妹妹;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;有的为了刺探情报,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……
在《四十七浪人》的故事里,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。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,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。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,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。我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“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”。
鲁思-本尼迪克特说:霓虹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……
近代以来,我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,我们常常选择“诚”。
而程晓羽这样的行为,无论哪一点都做到了,他从华夏来到霓虹么就是“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”,他在法庭上的坚定,正是对自己,对他人,对法律的“诚”,他的坚持是纠结中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我们在来看看《地狱十日谈》中程晓羽的表现,当之无愧的“英雄”!
活下去!这是一个纠结了霓虹几千年的难题。
我们霓虹是一个被火山、地震、海啸、战争、贫穷、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。“生存危机”像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,一方面让我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。
“活下去”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,甚至“活下去”都成为了我们的偏执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和征服印度的计划,但目的确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,这就是典型的霓虹思维。
实际上一度“活下去”已经成为当时霓虹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。
为了“活下去”,我们可以策划阴谋,编造谎言,突然袭击,出尔反尔。为了“活下去”,在战败之后我们可以委屈求全,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“特殊慰安设施协会”,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霓虹妇女为美军提供*******曾有人调侃说:如果有一天霓虹要征服火星,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。
而如今,我们却在责怪一个为了让自己妹妹“活下去”的程晓羽,不择手段!
这是多么的可笑。
最后,用一句电影中的话来结尾:“活下去的人该做的,就是不要辜负那些死去的人。把故事继续下去。”
虽然我们没有程晓羽这样特殊的经历,但在每个时代,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。大家把各自的故事埋在心底,当做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活着,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,那些从地震、海啸中幸存下来的,都有属于自己的别样经历。
我们无法审判在绝望的环境中人的所做作为,但是程晓羽是高尚的,分食物给他人,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电梯井,自己一个人抗下了杀人的恶名,而这些人还是穷凶极恶,威胁他们生存,杀害他救命恩人的仇人........现在你扪心自问,他错了吗?
程晓羽当然没错,他只是一块被霓虹法律打碎了的“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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